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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启动全球大招商年 今年预计超200个团组出境******

　　中新网杭州1月10日电(记者 黄慧)于经济大省浙江而言，新的一年如何推动高质量使用外资和招商工作开好局、起好步？1月9日，“投资浙里”全球大招商年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记者现场获悉，今年，浙江预计将有超200个团组赴境外开展招商活动。

　　浙江省商务厅厅长韩杰表示，当前，浙江使用外资工作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年，浙江将进一步实施“8+4+1”政策体系，制定新一轮力度更强、更加务实有效的稳外资政策举措。

　　事实上，自疫情政策优化调整以来，浙江各地已全面掀起全球大招商工作热潮。“投资浙里”全球大招商年的启动，将会进一步点燃这股热潮。

　　韩杰说，要围绕浙江“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以杭州获批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契机，坚持高质量制造业项目优先、大项目优先、引领性项目优先，提升外资项目招引质量；要全方位拓展全球大招商方式方法，积极开展境外招商、基金招商、中介招商、专业化公司招商，推动侨商、浙商回归投资。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石琪琪介绍，围绕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地的总目标，“投资浙里”全球大招商年的主要内涵是围绕“一个目标”、做到“两个聚焦”、推动“三个更加”、落实“四个重大”。

　　据悉，“投资浙里”全球大招商年主要聚焦高端外资产业和重大外资项目，力争推动外资增长更加平稳，外资结构更加合理，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例如，立足产业资源优势，浙江将筛选重点领域细分赛道，着力招引一批高质量、高科技、高环保、高端化的项目，大投资、大规模、大牵引的项目，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隐形冠军等企业及外资研发机构等。

　　站在新的起点，浙江多地已做好规划，蓄势待发。

　　现场，杭州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蔡儒杰表示，杭州将勇当全球大招商年的开路先锋，奋力做好“氛围营造”“渠道拓展”“外资转型”等五篇文章。

　　如其所言，杭州一季度将组织开展好“杭州·全球招商季”活动，以欧洲、日韩、港澳为重点地区，市区联动举办重点招商活动不少于30场，同时开通境外招商审批“绿色通道”，组织赴境外招商团组不少于30个。该市还将精准对接世界500强、行业头部企业，实现重点外资企业走访全覆盖。

　　再如嘉兴，该市目前已组织出访团组4个，达成投资意向项目5个。值得一提的是，距离嘉兴市日本招商团组回国仅12天，日本某精细化工龙头企业便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来嘉兴回访，达成总投资1亿美元的合作项目。

　　嘉兴市商务局党委委员、嘉兴市贸促会副会长徐伟强介绍，嘉兴围绕“135”主导产业排定了71个出境招商团组，其中一季度24个，将充分发挥嘉兴国际产业合作园数量多、覆盖广的优势，主攻德国、日本、美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发达经济体。

　　数据显示，2022年1月-11月，浙江实际使用外资1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1.4%，预计全年实际使用外资达190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近50%。(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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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